作者：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司法局 陈厉锋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种利益纠葛也日渐显现，纷争之事自不可避免。有社会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发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诉之于法院或申请人民调解，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两种重要方式。而居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和法院审判程序的复杂性，人民调解工作以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为依据，分清是非、解决纠纷，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这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使他们得以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和工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调解这种颇具东方魅力的调处纠纷方式，已成为我国当前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人民调解这种独特的司法制度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社会问题，一是相比较法院判决书的法律强制力而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率难以保证；二是相较审判制度“与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准绳”而言，人民调解工作难以调查取证。《人民调解法》的实施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针对一些复杂或突发事件取证依然是一个难题，而“五听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5种方法，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五听制度”概述

    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据郑玄的注释，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以后各朝代均以五听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手段。

    “五听制度”的具体执行

    如上文所言，“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这里，就对五听制度的作一简述。

    察色判断。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调解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后唐孔循，以邦记贰职，权领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盗巨富，及败，而捕系者乃四贫民也。盖都虞候者，郭从韬之僚婿，与推吏、狱典同谋锻成此狱，法当弃市。循亲虑之，云：“适此狱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请退左右，细述其事。“即令移于州狱，俾郡主簿鞫之。受贿者数十人，与四盗俱伏法，四贫民获雪。孔循因囚经过萧墙而“屡顾”，因召问之，转入州狱，查明了案情。通过察色，可以发现案件疑点，断定有无冤情，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揭露惩罚犯罪。

    闻声判断。是以心理学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张泳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遂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顶发，当有验。乃往视之，果有大钉陷其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泳。泳使呼出，厚加赏方，问所知之由，并令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张泳听到“惧而不哀”的哭声后发现了犯罪的线索，而且从吏妻的“能事”入手，查明了其杀害前夫的犯罪事实。

    闻声判断是有一定心理学依据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对其亲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应当是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惧而不哀”的哭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心理而非悲哀感情，这种反常的现象为发现案件线索提供了可能。当然，只有在据此取得了其他确实可靠的证据之后，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宋理宗时，赣州云都县黎子伦家被寇劫杀。子伦素与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恶，疑之，遂讼之。邑差县尉成某体究追解。子伦贿尉捕黎千三、黎千五、黎千六及邻里、亲戚十五人解官。千三兄弟诬伏焉。未几，巡司获到正寇丁官等一十六名。子伦贿以黎为首，丁为从，结款解州，审勘无异。申提刑司，时吴恕斋革为宪，疑之。盖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既无丁官诸人同行之词；巡司取到丁官诸人初款，亦无黎千三名字。各各审问，黎称冤而丁官伏罪。遂对移，赵知录为赣县东尉，胡某尉知录。讼一干人审复，具得丁官等劫杀之情，咸服其辜。州、县吏并配广南，知录赵某、云都宰赵某、县尉成某并降县，辟东尉胡某正任知录，黎子伦脊权十五、编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劫，免行，出谷三十五石与黎千三造屋。时以为神政。

    该案中，吴革从初审县尉记录的黎三千最初的供词中，并无丁官等人同行的内容，而巡司记录的丁官等人最初的供词中，也五黎千三的名字等疑点入手，对调县尉进一步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言为心声，通过当事人的言辞，不难窥见其内心活动。因而，言辞判断是发现案件线索，判断证据真伪，以便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

    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苏涣郎中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齐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弓手发现血衣后不是“自取之以为功”，而是呼他人证实该事，苏涣从弓手这一反常的表现，分析其中的缘由，从而查明了弓手嫁祸他人以邀功的事实。

    事理判断。是司法官通过对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揭示案件的疑点，为正确查明案情提供线索。张升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升命属吏集邻里，就其井验视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升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夫杀其夫，而与闻其共谋也。张升通过众人皆不能辨认井中之尸而独有妇人声称系其夫之尸这一违反常理的表现，进一步查明了其奸杀的事实。

    “五听”制度从最早封建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从形态来看，最初表现为辞、色、气、耳、目五种对陈述人表情的感性认识，构成了“五听”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为“以理推寻”，以情理和事理进行判断的方式，这种理性认识的渗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听”制度的内涵。至此，中国古代五听制度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合理因素，其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