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住在胶东乡下的爷爷来北京时，我还在上小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爷爷年近六十，看上去满脸褶皱，黑瘦黑瘦的。那一天，他头戴白毛巾裹就的“帽子”，身穿黑色粗布衣，还打着绑腿，肩上扛着一个灰色的旧帆布包。在北京站下火车后，爷爷一边打听问路，一边擦汗，竟一路走到了海淀区的北太平庄，终于找到了总政宿舍，我们的家。爷爷扛着包大约走了二三十公里的路。

父亲很小就离家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部队走南闯北，最后把家安在了北京；母亲是部队医院的医生，他们每天工作都很忙。由于我们家是双职工家庭，爷爷来北京后，除了早餐晚餐，中午只能在食堂吃饭。正好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家，父亲要我在食堂给爷爷买午饭吃。宿舍大院有一个食堂，主要为干部和家属服务。早中晚三顿饭都有，伙食品种丰富，有几个大厨师，煎炸烹炒样样都行，口味也很适合大众。我给爷爷买了馒头、米饭、一个肉菜和一个素菜，还有黏稠的米汤。爷爷可高兴了，长长的胡须包着的嘴唇一开一合地说：“生活太好了，天天过年啊！”

“天天过年”，这标准也太低了吧？春节才是真正的过年呢，学校放寒假，热热闹闹放鞭炮，吃得好，玩得好。爷爷说的“天天过年”，让我很不理解，也不以为然。

1970年12月，我当兵入伍到云南省，部队的驻地在宜良县汤池镇。那时，连队每天的伙食费三角二分钱，包括做三顿饭、柴米油盐水电煤的所有经济消费。主食大米饭管饱，但蔬菜控制，每人一锅勺，几乎没有任何油水。我记得除了炒南瓜就是煮南瓜，炒圆白菜也是和水煮的差不多，没有一丁点油腥。为了改善伙食，连队要种菜、养猪，战士们若想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就要等待逢年过节，杀猪才能改善伙食。有时候十天半个月，连队的给养员会在星期天的上午进城，买上五斤猪肉回来，再割掉一部分给连队探亲的家属，剩下的做连队的晚餐。肉菜炒好以后，轮到每个士兵的碗里也就有两三块肉皮，还带着细小的鬃毛。那也香啊！在平时训练、值勤、生产劳动的环境里，毕竟吃到了肉菜。我们会把碗里的肉皮轻轻拈起来，拔掉鬃毛，一口吞进嘴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懂得了爷爷所说“天天过年”的含义。

云南省多数地区一年种植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我们助民劳动时，乡亲们会将新米做好的米饭担给我们吃。味道香甜可口，即使没有菜，依然可以吃上两大碗。但是晚稻做成米饭的味道就要差了许多。

老乡问我们，可否用一斤新米换取部队的一斤陈米？士兵们一听喜出望外，但团长坚决反对。团长说，部队的粮食供应有统一标准，怎能擅自更改！后来，我们才知道，农民老乡也喜欢吃新米，但因为好吃，会吃得多，超出口粮的定量。农民老乡为了保障自己的口粮不超标才出此下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家日渐强大，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愈来愈丰富，商品应有尽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农民全部脱贫致富奔小康，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爷爷若活到今天，在胶东农村自己的家里就可以真正地“天天过年”了。

（作者系公安部文联会刊，《家园》杂志编辑部原主任。本文发表于《法治时代》2023年第1期）